不知是因為孩子進入被鎖定的年齡範圍,還是認識的家長變多,或者根本就是事實──波士頓地區的補習班,越來越普遍了。
信箱裡收到廣告、朋友間互相打聽、開車經過。當然這些補習班不會把自己叫做「補習班」。像台灣一樣,它們的名目很多,而且很國際化。有人掛俄國方法,有人掛日本招牌,有人強調寫作,有人強調數學。參加的孩子各色人種都有,但不諱言,東亞裔、印度裔、白人居多。
這算是美國社會的一種「覺醒」,想趕上亞洲社會和第一代移民的「聰明」嗎?
不知是因為孩子進入被鎖定的年齡範圍,還是認識的家長變多,或者根本就是事實──波士頓地區的補習班,越來越普遍了。
信箱裡收到廣告、朋友間互相打聽、開車經過。當然這些補習班不會把自己叫做「補習班」。像台灣一樣,它們的名目很多,而且很國際化。有人掛俄國方法,有人掛日本招牌,有人強調寫作,有人強調數學。參加的孩子各色人種都有,但不諱言,東亞裔、印度裔、白人居多。
這算是美國社會的一種「覺醒」,想趕上亞洲社會和第一代移民的「聰明」嗎?
對於一個雙語家庭來說,中文學校是頗為沉重的課業負擔。
對於一個美國孩子來說,中文學校也是可怕的文化牢籠。
兩年前,五年級的課程讓我家姐姐正式變成「中輟生」。她本就是叛逆不羈的孩子,與傳統的威權教育水土不符,倒也是意料中事。老實說,我自己也已受夠,所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決定再也不要去了。
從採取多元入學到十二年國教的討論,似乎總有一個理想:「減輕孩子的壓力,讓孩子快樂成長。」然而多元入學方案實施之後和十二年國教即將實施之際,似乎也不約而同產生一個現象:「孩子壓力更大。」
這幾天在臉書上廣被分享的一則新聞,是東海大學外文系尤菊芳教授因為女兒在校長期受到排擠和欺負,狀告四名小六學生之事。新聞裡,尤教授給人的感覺完全是恐龍家長、異類家長,因此很快便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。尤教授接著以理性的文筆、清晰的論述,投書媒體親自聲明立場。她說,「在這整個事件中,我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體制內依照正常的管道申訴尋求解決。從導師、輔導室、訓導處、校長、教育局、教育部,一關一關的走。在採取法律途徑之前,在漫長等待的時間裡,我的小孩一直沉靜而堅強承受著越來越大傷害和壓力。」
在台灣一路唸到大學畢業,不管唸過哪些學校,一定經過無數的大考小考,千錘百鍊。
如果你和我一樣是五年級生,也在台灣唸完大學,那你大概也參加過兩次聯考。在兩次聯考之前,你大概也考過上千次的小考、月考、期末考、模擬考。每一次的考試結果,也幾乎都會產生一張有形或無形的「地圖」,告訴你說,你和其他人相比,在什麼角落。小考,你知道自己相對於班上其他同學如何;月考,你曉得相對於班上、或者全年級怎樣;至於模擬考,則大約知道,假如那是真考,可能上哪間學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