球型宇宙

唯有坦然面對造成悲劇的錯誤，才能減低悲劇再度發生的機率。面對錯誤，從承認錯誤開始──即便人死為大，即便悲劇的主角，是自己的孩子。

昨天在地方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。鄰鎮有一家人發起一個慈善活動，名為「給亞當的承諾」。活動不收捐款、沒有路跑、不做義賣，只要求參與者簽署一份「給亞當的承諾」。

亞當是一個十七歲的高中學生。他有一個哥哥、一個姐姐、一個雙胞胎妹妹。他是高中lacrosse 校隊的守門員，有一群常在一起的好友。他剛拿到駕照不久，偶爾在需要的時候，向父母借車；每次借車之前，父母三令五申提醒他要小心駕駛。簡而言之，他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美國郊區大男孩。每個有高中生的家庭，都有他的影子。

八月某日晚上，他向父母借車，前往兩公里外的朋友家參加一場聚會。天雨、路彎，在離家只有一公里半的地方，他的車子失了控，撞上路樹。

急診室裡他被宣告不治，他的父母含淚擁抱每一個趕來送他的同學和家長。悲慟中，他們要所有在場的年輕孩子答應他們一件事：做一個負責任的駕駛。第二天，他的父母到他就讀的高中，見到亞當其他的同學，繼續叮嚀。「如果當時他有繫安全帶，沒有超速行駛，那麼車禍之後，他會憑自己的腿走出駕駛座，」他的母親說：「可是因為愚蠢的錯誤，他永遠只有十七歲。這個錯誤的代價，是他的性命。」

接著亞當的父母、手足、好友們，協力展開一場生命教育的旅程。他們架設網站、接洽媒體、擬定「給亞當的承諾書」、到各地高中進行行車安全演說。「我還是無法落實這個感受。。。。我再也不可能和他說話。」他的父親說：「我知道這些年輕人將來開車的時候，不會總是記得他們對亞當的承諾。但是有少數人也許會。有少數人也許會因為簽下這個承諾，而先思後行，而避免一場意外。那就是我們盼望的。」

想像這一家人，和這群高中孩子。從他們在網站上公佈車禍之後扭曲變形的車體照片裡，不難看見每進行一次演說、每接受一次訪問，那為人父母、為人朋友，重啟一次惡夢、重吞一次遺憾的痛苦。而這麼做，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：曾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、無法挽回的憾事，少一個家庭去承受。

這則新聞給我的感動不僅是亞當父母的大愛，更是他們面對錯誤的勇氣。他們沒有閃避孩子喪生的原因，沒有怪環境，沒有生氣，就單純的只是面對。這當中展現的，是一種超凡的檢討能力。這種檢討能力讓亞當從一個單純的車禍犧牲者，羽化成為守護其他年輕人的天使──不是經由塑像式的美化，而是坦白面對血淋淋的錯誤。

每年回台灣，最讓我不安的事，便是大家對於後座使用安全帶的可有可無。幾年前胡志強的夫人邵曉玲女士車禍之後，廂型車依法不能拆掉後座的安全帶，我替立委諸公喝采。但為德不卒的是，計程車呢？百輛當中有九十九輛把後座的安全帶拆除。更讓我不解的，是家庭用車明明有安全帶，卻有很大比例的人不使用，大人小孩皆然，原因是「不需要」。還有，放在後座的嬰兒座椅經常空著，原因是小孩坐裡面一哭鬧，父母或祖父母便捨不得，把孩子抱在大腿上，理由是「我一定會抱得很緊」。

是探討車禍傷亡原因的機構，沒能盡責的研究告知安全帶的重要性？是台灣人習慣懷抱僥倖，覺得「不會是我」的心理？還是中華民族長久以來，對事情不求甚解的民族性？百年前剛發明汽車的時候，沒有一輛車附有安全帶。百年來，車廠從前座開始裝安全帶，演變成到後座也有；原本像飛機一樣只有腰腿間的橫式安全帶，演變成後座的中間位置也配備肩式的安全帶。若不是經過一連串對於事故的研究，車廠不會做這樣的改變；而我們居然為了小小的拘束把它拆了，或擺著不用？

「亞當認為他是最強的。十七歲孩子常常這麼想。他從不認為這樣的事會發生在他身上。」亞當的父親說：「我們不是講高速公路，是講離家一哩的一般路段。」

數年前曾有一群台灣留學生結伴到黃石公園玩。路上為了閃避小動物，車子失控撞上安全島。車子裡除了前座的兩人輕傷以外，後座的人死的死，重傷的重傷。為何後座反而比前座嚴重那麼多？事故調查顯示，他們保留了台灣人的行車習慣：前座繫安全帶，後座則無。

寫這篇文，勸大家落實安全帶和安全座椅的使用，是我看到新聞的時候，在心裡許給亞當的承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