球型宇宙

確定方向

我住的社區成員多樣，從年齡層、社經環境、文化背景、宗教信仰到性向。鄰居當中有比較保守的、感情上無法接受墮胎的天主教徒，也有極自由派的、男女同性戀者合組的大家庭，以交換精子卵子的方式，一起培育並且養育下一代。（因為政治光譜的位置關係，他們與支持墮胎的自由派社運團體，有很深的革命感情。）為數最多的當然還是中產階級家庭，他們大多支持「墮胎是女權」這個概念，但同時認為它應該被謹慎處理。

不論對於墮胎議題採取何種立場，鄰居間基於安全與寧靜的理由，反對診所進駐的目標則為一致。

這個主張以「結果」而言，和反墮胎團體的目標重疊，因此在鄰居間最初的意見交換裡，自然而然出現與反墮胎人士「結盟」的聲音，甚至還有反墮胎的人士趁機「矇」進收發電郵的名單中。但這樣的聲音立刻被「糾正」了，我們的主張與贊成或反對墮胎無關，我們只反對診所進駐住宅與學校、小型企業密集的地區。

確定這個方向只花了不到兩天時間，之後也不再有雜音出現，我認為它是民主程序成熟和智慧的重要指標。因為不必要的、帶有政治性的敏感議題，只會模糊焦點、造成過激；而當一個團體拒絕以測試政治風向、操弄民意的方式來解決切身議題的時候，它必然是願意接受現行法律約束、站在法治框架裡的。

遊戲規則

於是我們的討論重點聚焦在相關法令上頭。在研讀鎮公所網站的公開資料及與官員們電話、郵件往返詢問之後，我們很快取得足夠理解：醫療單位進駐住商混合區不需要另行取得許可，因為墮胎診所是合法營業，居民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反對。但根據本鎮 “Zoning By-laws” （相當於台灣的「都市計畫法」，但在美國，這種法令是地區性的），事業如果擾亂附近居民寧靜、造成環境危險、影響社區生活品質等，鎮公所得不允許該事業之經營。（註）

鄰居間電郵往返頻繁，然而情緒性的、無建設性的話語不多，出現也很快被阻止。各領域的領導者自然而然從對話中浮現，有人對程序和目前進度最熱心，也有人研究法律條文最專業。毋庸討論的是遊戲規則──大家對於遊戲規則雖不滿意但一致尊重：有關行動的討論，完全在規則的框架裡進行，沒有人想過要去顛覆規則本身。

這樣的思考模式和行為方法，與台灣的類似抗爭迥異。台灣的抗爭（尤其是地區性的）不顧現行法律，傾向以政治力為依歸。因為台灣抗爭的成敗，常以吸引媒體、引起共鳴決勝負。在那樣的環境下，灑狗血的抗爭因為勝算高，不難理解它為何有市場。在威權時代，挑戰遊戲規則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；在現代，則代表兩件事：（一）民眾不信任法律，（二）民眾期待政治力顛覆法律。兩件都讓台灣的法治指數扣分。

兵分兩路

數日之後，透過大家共同的努力，釐清工作重點。

依法診所毋需特許即可營業，之所以還沒拿到執照，只不過是因為停車位的數量沒有達到法定標準，因此針對這點在申請許可。我們自知勝算很低，但還是打算死馬當做活馬醫，試它一試，看看能不能擋得住。

Zoning By-laws 所臚列的理由我們也許能夠主張，然而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致命傷，是診所應該可以成功防禦的：診所本身並不擾亂居民寧靜、造成環境危險、影響社區生活品質；造成這些不良影響的，乃是診所沒有辦法合理控制的第三人（即反墮胎示威者）行為。不過這是對方的論點，在他們提出來以前我們沒必要講。我們的任務，是把我們的主張講清楚。

於是，住的最近、最切身相關的十幾戶居民（包括我家）及小型事業決定聯名具書面請求鎮公所依據Zoning By-laws，拒絕墮胎診所搬遷此地。書面聲明由律師鄰居義務主筆，其他人提供意見、製作附件（照片、診所與鄰近事業和學校的相關位置圖、丈量等等）。幾位住在左近的心理醫師分別出具專業意見，主張診所可能帶來的示威抗議活動，將對病患以及孩童產生不良影響。

沒有財產利益牽 扯的其他居民不見得想在這麼正式的書面上具名，於是我們另起爐灶，以尋求更多人支持。和幾個學校家長討論之後，由我主筆寫陳情書，內容只針對診所開設之後，連帶對鄰近學童造成的負面影響，總計得到近七十個簽名連署（其中包括十來位台灣朋友的簽名贊助，謝謝他們）。

在爭取連署的過程中，我發現自己經常必須向家長們解釋，我們不對墮胎問題表態的立場。但即使如此，不少支持我們的人依舊不願參與連署，理由不一。有中國朋友害怕參與之後，將在不可見的未來招惹麻煩；有擔任婦產科醫師的美國鄰居，擔心參與連署和反墮胎扯上邊；甚至也有人不參與連署的原因，是因為剛好在非營利機構的墮胎中心擔任義工。總歸來看，願意連署的人大多是有小孩必須經過這個路段的；而那些住在學校另一邊的，則大多決定沉默。

（全文分四集，下回刊完。）